雄强飘逸 灵秀高华——邹德忠行草艺术简评

    书法为华夏民族独有的寓具象于抽象的高雅艺术。改革开放以来，书法创作由低谷进入热潮，逐渐走向多元化，而今发展的势头更加迅猛，呈现万紫千红的崭新气象。书艺的发展将向何处？回归传统、谨慎创新已成为新时期的主线。当今书坛领军人物张海先生发出了“打造书法经典，推出书法大家”的呼吁，这确为时代之需要，艺术发展之必然。栉沐鲁风燕韵的书坛前辈邹德忠先生，数十年来焚膏继晷，兀兀穷年，仿佛为遁入清凉佛国的隐士，冥心静气，辛勤耕耘，衣带渐宽终不悔，伸手能生五色烟，以隶书为突破口，整体推进，以清雄俊逸的书风高视上京，誉饮海外。邹先生的隶书醇厚率逸，古奥清奇，关于这，中外名流方家多有言中肯綮之论述，而笔者认为先生的行草又有新的突破，体现出雄强飘逸、灵秀高华的美感特征。

    雄强的力感。品读邹先生的行草，给人感觉最深的是气盛力满，骨气通达，表现一种生命神采，湛发一股浩然正气，多有雄强之美。包世臣说：“太傅茂密，右军雄强。雄则生气勃勃，故能茂；强则神理完足，故能密。”康有为以八字论行草：“杀字甚安，笔力惊绝。”雄强之美首先来自艺术语言。线条是书艺的本体，看似简单的一条线可以表达不可穷尽的美感。钟繇说：“流美者人也。”“书法家的情感、意志、气质、学问等主观因素通过书法的线条完美地表达出来，这也是书法艺术的重要源泉。”（周俊杰《书法复兴的寻绎》）先生是功力甚深的艺术家，他仿佛把整个生命都倾注于这根线中，梦想活的线、动的线，充满灵感于想象的线。线条之美多来自内在的力感。卫夫人说“横”如千里阵云，“点”如高峰坠石，“戈”如百钩弩发，“竖”如万岁枯藤，王羲之说“竖牵如深林之乔木，屈折如钢钩······，转侧之势似飞鸟空坠，棱侧之形如流水激来”，还有晋人的“永”字八法，李阳冰的二十四法，李普光的三十二势等等，无不强调只有线条表达出生命意识方可产生美感。其实西人论艺术也重线条，英国美学家布莱克说：“艺术和生命的基本法则是，弹性的线条愈是独特鲜明、坚韧，艺术作品就愈是完美。”先生的行草，艺术语言集众美而成至美，集众善而为至善，碑帖兼融，线条多带篆籀气，多带楷意。先生特别讲究法度，折钗股、屋漏痕、印印泥、锥划沙、千里阵云、万岁枯藤等，各种笔法精熟，尤其对执笔体会甚深，有其独特的运笔之法，他认为写大字一定要用撮字法，认为竖腕五指执笔法只适宜写小字，写大字很难达到八面出锋的效果。先生的行草以二王、张旭、黄庭坚、王铎、傅山为宗本，兼取众家，又从简牍中汲取丰富的营养，一心追求雄强博大与跌宕多姿的格调。试读其《李长吉咏马氏》和《白居易续座右铭》等力作，以中锋为主，间施侧锋，线条圆实挺劲，跳达果断，雄强的力感使人动心骇目。先生行草艺术的雄强力感，也来自那飞动的势。书法的线条是运动的线条，由书家情感运动的节律所支配，因而具有最生动、最丰富的节奏，具有最强烈、最深刻的感染力量。书法整体的势，是由各种笔法、笔势的合力作定向运动产生的势能，有一种飞动美。蔡邕论书，对结体的动感作了描绘，他说要“若坐若行，若飞若动，若往若来，若卧若起，若愁若喜，”索靖讲草书势，卫夫人讲笔阵，无不对这种“势”作了高度强调。颜真卿的行书能自成一格，以雄浑飞动、气势磅礴的雍容气象而别开生面。先生的创作，气势雄浑，读其自作诗《天都飘渺烟云里》和《沈周自题山水诗》等杰构，激情飞泻，笔力千钧，如大河奔流，如骏马奔腾，给人以灵魂的震撼。这如欧阳中石先生所说：“德忠同志的字是合乎书写法度的，是能体现汉字本身的素质的，合乎平正、匀称、飞动、性灵等的原则要求。”（《<邹德忠书法艺术>序言》）

    飘逸的风神。读邹先生的作品，既给人以精神的鼓舞，又给人以心灵的慰藉。本来以庄婵为思想内核的书画艺术，多以雅逸为高。艺术一味厚重，一味浊浪排空，怒涛卷雪，容易使人产生一种视觉疲劳，因而应刚柔相济，雄强中见飘逸。以二王为代表的晋代书艺能主动把纯粹出乎自然发展的书法引向到了一个既注重技巧华美又注重风格飘逸的新境界。东晋社会是新延行书产生的背景。当时士人“皆以任放为达”，（《世说新语》）“机务不以经心，翰墨于是假手，”因而“幽思入于毫间，逸气弥于宇内。”（张怀瓘《书断》）他们颐养风神秀彻的姿形，追求虚灵圆融之心境，其风姿神采在书法中得到最好的映射，故李白评王羲之：“右军本清真，潇洒出风尘。”元代吕宗杰在《书经补遗》中也说：“余观古法书惟风韵难及。汉书多跼蹙，唐书多粗糙，惟晋人书虽非名家之法，亦自奕奕有一种风流蕴藉之气。”康有为指出：“书以晋人为最工。盖姿制散逸，谈锋要妙，风流相扇，其俗然也。”邹先生学识渊博，情怀澹泊，心不厌精，手不忘熟，操翰自然容与，意先笔后，潇洒流落，翰逸神飞。这种飘逸主要表现为结体的瑰奇。先生的结构极具法度，但又潇洒自然，决不搞任笔为体，聚墨成形，不搞变形夸张，师古而不泥古，师其意而不师其行，走积学、专精、博涉、整合出新之路。他的结体以二王为发，兼收唐之旭素、宋之米黄、明之铎山，故恣肆而郁勃、雄秀而多韵。通观《无需昂首放豪言》和《郑板桥题画诗》等佳构神采飞扬，气脉贯通，大小穿插，错落有致，节奏变化对比强烈，体态欹正相生，舒密相间。字体间行间草无不自然生动，有先风道古之美。先生的飘逸也来自行气的流畅。行草贵在流畅，畅中见逸，畅中见雅。古人常以“风行雨散、润色开花”来概括行草之主要特征，《宣和书谱》评王衍“作行书尤妙，初非经意，而洒然痛快见于笔下。”何良俊评苏轼行书：“霏霏如零春之雨，森疏掩敛；熠熠如从月之星，纤徐婉转。”（《四友斋书论》）邹先生的行草，以行为主，间有草意，既了然于胸，亦了然于手，既有和而不流、威而不猛的特征，又多超逸优游、情驰神纵的韵致。读其《苏轼诗题上林寺壁》和《桂林山水甲天下》等佳什，于雄健刚强的力感和豪荡感激的气势中，仿佛感受到一股爽逸之气在自然湛发，仿佛看到书家举首浩歌、超然物外的神采。

    灵秀的韵致。艺术的高品位应达到一种境界的和谐。中国的哲学历来以中和为最高境界，赫伯特·里德说：“中国艺术家试图在他们的作品中表现出宇宙的和谐。”论及书法，人们以为只有晋人才达到了“不激不厉”的境界。的确，以二王为代表的书艺，从力感而言，“龙跃天门，虎卧凤阙”，从风神而言，潇洒流丽、空灵秀逸。灵秀是一种很高的美。所谓“灵”，应指空灵，艺术求实不易，求空尤难。空则灵气往来，空则生机勃勃。“秀”为秀逸，这种秀是骨秀，正如古人所说：“若夫小王风范，骨秀灵运。”其实，从行书的发轫之日起，人们往往以风神灵秀为高。王珉评刘德升行书：“放手飞笔，雨下风驰，绮靡婉丽，纵横流离。”李世民评王羲之：“观其点曳之工，裁成之妙，烟霏露结，状若断而还连；凤翥龙蟠，势如斜而反直”。由此观之，追求境界的灵秀，是对行草本质特征的把握，邹先生从隶书突破，然后肆力于行草，能将创新意识融于历史传统之中，倡导童真、诗意与阳刚之气的融合，借助于古典书艺的光芒激发出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的更高层次的生命形态，从中既可以读出铁马秋风的壮气，又可读出杏花春雨的诗情，体现出灵秀的美感特征。关于这，欧阳中石先生说：“时而浅笑，小露逸趣，其行草于奔放挥洒之余，有时也略展俏丽，可见德忠之心于莽莽之中自有纤纤情在。”细读其书品，既多渴骥奔泉，屋漏折钗之气势，又饶天真浪漫、流美婀娜之风神。他的线条化百炼钢为绕指之柔，力感内敛而不剑拔弩张，富有弹性，各种技法之精熟近乎冥发妄中。他的行草，时作连绵，间出飞白，给人以流风回雪的美感。读其《咬定青松不放松》这一书品，线条如瀑流直下，一气贯通，其“放松”二字极富表现力，“原”、“风”等字略带飞白，产生一种难以言说的灵秀之美。邹先生的结体秀逸多姿，这正如孙过庭所说：“枝干扶疏，凌霜雪而弥劲；花叶鲜茂，与云日而相晖”。他的结体疏密停匀，映带得宜，筋骨精神，随其大小，让人感觉仿佛于森森古木之中时见杨柳婀娜，野桃研笑，于汹涌江流之中时见兰舟如画，白帆点点，体现出风格独特性与多样性的和谐统一。 

    高华的境界。艺术臻至这一境界极为艰难，应为技法、学养、才情在创作中的整体表达。艺术多有相通之处，司空图论诗：“月出东斗，好风相从；太华夜碧，人闻清钟。”（《诗品》）这是对高华境界的形象描绘。历来论书多以高华为上。对二王之行书，人们认为风姿艳溢，气格高华，有人对二人风格作了比较：“大令风华俊丽，妍态溢出，而右军苍秀卓踌、姿法具备。”康有为论书，激赏境界的高华之美。他说：“山谷行书与篆通，兰亭神理荡飞红。层台缓步翛翛远，高谢风尘属此翁。“他认为羲之、山谷的行书均以臻至超逸绝尘的高华境界。邹先生人格高洁，心境超然，学养渊深，技法精湛，发之于书，无疑灵光四射，风神瑰美。统而观之，书作无一丝俗气、躁气、浊气，而颇多灵气、清气、浩气、书卷气。其坚挺的腕力，娴熟的技法，浑然的布局，体现了书家深厚的传统工力，达到了起落往复、任情恣性、纵横挥洒、从心所欲而又不逾法度的自由境界。书品中和而不拘泥，灵动而又脱俗，既为学古有获的艺术结晶，又为人格魅力的充分显示。微而察之，这种高华又表现为境界的宁静和强烈的抒情色彩。书法是线的艺术，是生命意识的艺术表达，当然贵动，但艺术的本质是养心怡神，往往以运动的线条把人带入心灵的宁帖的静美境界为高，故王羲之说：“凡书贵乎沉静，令意在笔先，字居心后。”苏轼论诗：“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且静。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亦可通于书法。邹先生之行草，如秀岭危峰，处处间起，天然可尚，道心惟微，读来仿佛临不测之渊，使人神清；登万仞之岩，自然意远。读其《东观余论》《天都飘渺烟云里》等杰构，不觉心凝神释，意畅神飘。邹先生的行草抒情色彩甚为强烈。书艺的本质是抒情，孙过庭论羲之之书，“写乐毅则情多怫郁，书《画赞》则意涉瑰奇，《黄庭经》则怡怿虚无，……暨乎兰亭兴集，思逸神超。“(《书谱》)。朱光潜说：”书法“可以表现作者的性格”和“情趣”，宗白华说：“中国音乐的衰落，而书法却代替了它成为一种表达最高境界与情操的民族艺术。”书艺只有当那变化万方的线条摆脱了一切可能羁绊，方可匹配、追蹑情感的运动。邹先生因艺术素养于功力均达到了抒情自由，物化为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单位，抒情效果的强烈是可想而知的。试将《程樊咏怀诗》与《郑板桥题画诗》作比较品读，同是杰构，均至超逸境界，而表达的情绪则不同。《咏怀诗》以兰花自比，追求孤高自励、孤芳自赏的人生境界，而书品对诗境予以强化，整幅作品笔意舒缓，仿佛一泓清泉在淙淙流淌，飞白的运用增添了境界的空灵，“穷”“从”“华”等字的秀逸之姿仿佛几朵兰花在溪岸的微风中摇曳，奇妙地传达出一种超然潇洒的情感。而郑诗的风格迥然有别，全诗以竹自比，拔高的竹节，挺劲的竹枝无疑是诗人刚正不阿的人格外化。而书品与诗近乎浑然为一，落墨如飙风突起，“千”“叶”“开”等字重若千钧，形成抒情高潮，圆劲的中锋，连绵的气势，仿佛千万竿修篁迎风起舞，而以“碟”字收束，顿若山安。整幅作品象演奏一支雄壮的乐曲，把磊落嵌奇的意绪传达得淋漓尽致。

    大美无言，强而言之，终为精神之糟粕，邹先生的行草仰之弥高，钻之弥坚。荀子说：“无冥冥之志者，无赫赫之功。”先生是：“生而知者发奋，学而悟者忘餐”（王羲之语）的艺术家，以其才华、品格、意志、学养浇灌艺术园圃，终于收获一串串丰硕的果实。先生能宠辱不动于心，毁誉不见于色，仍在不懈攀登新的艺术高峰，而今三座书法艺术纪念馆的建成无疑是对其巨大付出的精神犒劳，我们期待邹先生打造出更多的时代经典。